利玛窦的生平事迹，可以参考史景迁著的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》。在史景迁的妙笔之下，这位四百多年前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形象变得无比鲜活。利玛窦于公元 1552 年生于马切拉塔，现隶属于意大利。青年时被派往罗马学习。正是在这里，他学习了修辞术，其中包括艺造记忆。也学习了数学、地理等科学知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门是神学。
当年轻的利玛窦来到罗马城时，艺造记忆业已转向服务于教会。在那时的官方教材《灵操》中，作者罗耀拉教导学生如何赋予圣经故事以鲜活的形象，使之栩栩如生，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。还要赋予充沛的情感，唤起情绪上的共鸣。我们听到来自十五个世纪之前《致赫伦尼》发出的回声：生动、夸张的（在这里是情感充沛的）形象最易于记忆。
在罗马接受了系统的训练之后，利玛窦被派往中国传教。在当时的西方，中国是遥远的、难以企及的地域。要想抵达中国，需从葡萄牙出发，沿海路向南，经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，再转向东北，航行至印度港口果阿。在此稍事休息，继续向东北航行，才能抵达中国的澳门。前工业化时代的大型帆船航速缓慢，行驶速度不比自行车快多少，所以这趟旅程耗时半年有余。旅途亦多险阻。好望角的风浪令水手畏惧，多少船只葬身于此。两次跨越赤道，热带的潮湿闷热令欧洲人难以忍受。除了金属，所有东西都在发霉。
终于抵达澳门之后，困难仍未免除。就像奥德修斯，即便是回到了伊萨卡，依然要面对求婚人的威胁。利玛窦自澳门入广东，先后在肇庆、韶州传教。他接收中国教士，也受当地老百姓排挤，甚至遭到入室侵扰。来到南京时无法入城，于停泊在长江边的小舟上，熬过了漫漫寒冬。春节期间利玛窦惊讶地发现，在短短的一个月内，南京城消耗掉的火药（烟花爆竹）足够一个西方国家三年的军事开销。不由得感叹，中国人把重要的军事物资都拿来娱乐了。终于在来到中国的第 TODO 个年头，利玛窦获允进京。当他跪在空空的龙椅前（万历皇帝不爱上朝），呈上一个又一个从西方远道而来的物品：一张地图、一册装帧精美的圣经、一个机械钟等等，这时利玛窦心里在想些什么呢？
利玛窦无疑是推动西学东渐的第一人。他毫无保留地向周围的朋友、赞助人、中国教士传授西方的知识，与徐光启一起翻译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原本》。诚然，利玛窦传授知识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传教，为了吸引人们皈依，所以多少有炫技的成分。传授艺造记忆就是如此。明朝国人重视科举，刻苦记诵儒家典籍，以求功名入仕。利玛窦的一项“绝活”，就是背诵六经，而且是倒着背。这确实令人侧目。平日和友人一起时，利玛窦也以此娱乐。先让大家随便写下几百个字，他浏览一遍，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，正序倒序皆可，也能从中间开始背诵。众人无不惊叹。确实有人以掌握记忆之术为由入教的。
我们再来谈谈《西国记法》这本书。该书写于南昌，作为礼物献给利玛窦在南昌的赞助人陆万亥 TODO，那时陆的儿子在准备科举。也许是为了报答陆的资助，但是陆的儿子并未读过此书。不知道利玛窦在得知此事后作何感想。
又或者，利玛窦最初写《西国记法》的动机，仅仅是为了记录他将艺造记忆应用于汉字系统时的体会。虽然在来到中国之前，从未接触过汉语和汉字，但利玛窦学习速度很快，迅速掌握了汉语的基础，以至于日常出门完全不需要翻译陪同。日后更是精进，以至熟稔于文言。这可是中国普通文人寒窗苦读多年才能掌握的能力。《西国记法》就是利玛窦直接以文言写成的，其行文之流畅，可与历代佳作比肩。
所引文字据原文译成白话。
利玛窦注意到写意的汉字与注音的拉丁文之间的本质区别，并感叹道：汉字仿佛就是为艺造记忆而生的。何出此言？在利玛窦的时代，艺造记忆已经进一步发展，产生出一种高效的编码技术。回想一下第一章，我们就能看到问题的关键。《致赫伦尼》中提到的第二个例子着实令人困惑。为了记住一串词语，需要费力寻找谐音词，但这通常费时又费力。例如，我们不能很快想到 3.14159 的谐音“山顶一寺一壶酒”，这显然需要慢慢琢磨，精心构造。如果你按照第一章提供的技术亲自实践，很快就会发现这个问题：如何快速将一串文字编码成生动的形象？这正是艺造记忆的瓶颈。《致赫伦尼》的无名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他说：相比于事件记忆，用形象表示词语更加复杂，需要更多的才智
；并自我安慰到：虽然这自然记忆和艺造记忆在记住词语方面都不擅长，但后者要更可靠一些
。
根据比利玛窦略早一些的意大利学者乔达诺·布鲁诺的著作（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他的《论观念的影子》），我们知道在利玛窦的时代，已经发展出高效编码的技术。正如利玛窦在同友人聚会时所展示的那样，随便给出一段文字（哪怕是毫无意义的随机汉字），只需过目一遍，就可以在脑海中构造出生动的形象（再将这些形象置于事先准备好的一系列场景中，就可以做到倒背如流了）。虽然掌握了这种高效编码的技术，就能快速记住任何文字，但对于使用注音文字的西方人来说，要掌握这门技艺，需要大量练习，也是很费功夫的。利玛窦意识到，汉语似乎天然地具有这种优势——任何懂得书写的中国人（至少是明代的中国文人），不用花费多少力气，就能掌握快速编码的技巧。
如何做？在《西国记法》第二章中，利玛窦举了一个例子，好使读者体会到将艺造记忆应用于汉字的妙处。他说：
假如想要记住“武”、“要”、“利”、“好”四个字。先准备一间屋子，以屋子的四角为场景，依序放置形象。戈和止构成“武”，所以它的形象是两名穿着铠甲的勇士，其中一位举起武器（兵戈）劈砍，另一位扼住前者的手臂试图阻止。将这个形象放置在屋子的东南角。同样，“要”字的形象是西夏女子，因为西和女组成“要”。将这个形象放置在屋子的东北角。“利”由禾和刀组成，所以它的形象是一个农夫，手持镰刀，收割禾苗。将这个形象放置在屋子的西北角。最后，“好”字的形象是一位梳着发髻的丫鬟，怀里抱着贪玩的婴儿，因为女和子构成“好”。将这个形象放置在屋子的西南角。日后回忆时，只需按逆时针方向环视屋内，就可以看到四个形象，进而回忆起“武”、“要”、“利”、“好”这四个字及其顺序。我们可以想见，在餐桌上，利玛窦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友人写下的几百个汉字转换成几百个形象，放置于他的“记忆宫殿”中。当他在记忆的回廊中行走时，这些形象生动的立于两旁。勇士们僵持着，面红耳赤，汗珠洒在地上；从西域女子的衣裙上散发出阵阵幽香，铃声清脆，为她的舞蹈打着节拍。利玛窦边“走”边诵：“武、利、要、好……”，朋友们纷纷拍桌赞叹，这时利玛窦也许深深地沉醉其中。
这段内容非常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象形文字为艺造记忆带来的便利。一个象形字本身就是一个形象，这几乎是现成的！诚然，汉语中并不只有象形字，占比最高的也不是象形字，而是形声字。后面会讲到如何处理形声字。在开篇，利玛窦有意避开形声字，只想以更易处理的象形字引领中文读者，步入记忆的宫殿。
利玛窦不清楚的是，人类文明中，还存在另一种象形文字，即古埃及文字，也称圣书体文字。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，久已失传的古埃及文字才被法国语言学家让-弗朗索瓦·商博良破解。这时距利玛窦去世已经过去了两百余年。但他肯定听闻过一些传说。因为在利玛窦的时代，意大利早已流传着赫尔墨斯哲学。这是一种神秘的哲学，崇尚赫尔墨斯。这位古希腊神祇有很多名字，在古罗马他被称为墨丘利，在古埃及则叫透特。透特，就是那位发明古埃及文字的神祇。我们会在下一章详谈古埃及的象形文字，乔达诺·布鲁诺（下一章的主角）本人就是赫尔墨斯的信徒。在那里，我们会看到透特与艺造记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在《西国记法》第三章中，利玛窦详细讨论场景的设立。利玛窦几乎完全遵循《致赫伦尼》的指导。当然也有例外。除了带上了一些中国元素，例如书斋、神龛、座塌，以附和中国人的习惯之外，他还将场景按大中小分类：
场景有大、中、小三种。大的场景如公府衙门、学校礼堂、道观寺院等等。接下来，在每个大的场景中，辟出一些大小适中的房间，作为中型场景。可以是客厅、书房或卧室。进一步，在每个房间中，放置神龛、桌椅等等家具，作为小场景。利玛窦建议，大场景少则数个，多则数百个不等，
多多益善。然而，我们上哪儿去找几百个这样的大场景？如果不是热衷于旅游的人，生活中也只有家、学校、公司和几个街道而已。对此，利玛窦翻出《致赫伦尼》，建议大家发挥想象。
这些场景可取材于过往经验，也可以在想象中构筑，亦或者结合现实与想象。例如在真实的场景中添加一扇虚设的门，通往想象之处，或添置想象出来的家具。
然而，虚设的场景不如真实的场景容易烙印在自然记忆中。
在想象中构筑场景可不容易。尤其是对于初学者，很容易忘记自己已经构筑的场景。另外，现实中的场景常常流于平庸，需要添置一些想象之物，才能使之新颖、有趣。所以想象的场景，不论大小，都是必需的。如果在构筑场景的过程中感到困难，就借助画笔，边想边画，这样更容易将其印在心里。《致赫伦尼》并没与提到要把想象的场景画下来，但这显然是个不错的建议。实际上，早在十二世纪的中世纪，即利玛窦出生前四百年，就有一位来自圣维克托的休（Hugh of Saint-Victor），写了《建造诺亚方舟的小册子》（A Little Book about Constructing Noah's Ark），其中就是使用绘图的方式，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大场景，即诺亚方舟。他使用相同的方法，在场景中设置中、小场景若干，并在场景中放置了各种形象，这些形象显然都与圣经有关。学生通过亲自绘制方舟、冥想场景中的形象，把圣经印在心里。对此，利玛窦想必非常清楚。
接下来是场景的顺序。在之前的例子中，利玛窦使用逆时针方向，此处亦然。
进入（大、中）场景后，靠右侧行走，遍历各个房间或形象。房间（即中场景）应标有号码。例如每隔十个房间，就标记个“十”字，这样就能避免次序紊乱。相比于《致赫伦尼》中那位
姓 Decimus 的熟人，中文的十字可谓相当直观。尤其是对于利玛窦来说，十字很像他每天带在身边的十字架。
最后，利玛窦重复了《致赫伦尼》里的蜡板比喻，以及选择场景的若干建议。此不赘述。
在《西国记法》的第四章，利玛窦先简述汉字演变。
汉字发源于“六书”。先有象形字，然后依次发展出指事字、会意字、谐声字、假借字和转注字（即一字多义）。后者都是为了弥补象形字的不足。然而，汉字经过篆书、隶书、楷书的演变，字形已经面目全非。现在人们不太能通过楷书看出它们的原始形态了。所以构造形象，应以当今的字体为基础。紧接着，利玛窦开始尝试解决之前我们提到的问题，即如何处理汉语中占大多数的非象形字。
凡是能看出象形的汉字，都用其对应的实物作为形象。这样的汉字不多。其它汉字，虽然不能用象形构造形象，但可以假借别的汉字形象，或者以其它汉字形象为基础进行修改。这里没有通行的规则，方便记忆即可。例如，日月山川、星辰草木、飞禽走兽、庭堂器物等等，都是有形的实物，直接用它们本有的形象即可。又例如，“本”、“末”这两个字都包含一个“木”字（即大树），所以本字的形象是一个人坐在树根处，末字的形象则是一个人爬在树梢，颇类似于指事字。再例如“明”字，日月同在天上；“众”字，三个人在同一屋檐下；“闻”字，门中间挂一大耳朵；“见”字，像眼睛长在额头上的独眼怪，四下张望，可怕至极；“拜”字，两人对拜，拱手作揖；这些就像会意字。再例如，用狗作为“苟”字的形象，用猫作为“描”字的形象，即借用同音字的形象，类似于假借字和谐声字。再例如，用一个怀里抱着书本的文人表示“吏”字；用手持武器、身着铠甲的士兵表示“兵”字；这些就像转注字。再例如“焉”字和“犹”字，最初都是指鸟兽的名字，现在人们已经不清楚它们原始的用途了，所以把焉字视为一匹马的正面，把犹字视作外国人遛狗。等等，为什么“尤”字的形象是外国人？这不重要，你也可以想象史努比骑在龙身上（犭+龙近似于犹字）。利玛窦的要义在于，把汉语造字的策略用于构造形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