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时,艺造记忆(art of memory)1被用来记住各种知识。什么植物是可食用的,什么植物是需要小心处理的,什么植物又是碰都不能碰的,这些知识对于古人来说非常重要。在没有文字的年代,必须要准确地记忆海量的知识,不能有丝毫差错。而人的自然记忆显然无法完成这项任务。人们寻找记忆的规律,于是艺造记忆应运而生。通过“记忆的艺术”,人们把要记住的事物编码成形象,串联成故事,放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。这些传说故事承载着重要的知识,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。只有一个部落的知识阶层,知道如何解码这些故事,把知识从传说中提取出来。在澳大利亚,当地人仍然使用这种方法,记忆海量的动植物知识,他们称其为“歌之路”(songlines)2。
在16世纪,一名叫Giordano Bruno的僧侣提出了一种快速生成形象方法。没错,就是那个因为支持日心说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。《Yates and Bruno’s Mnemonics》一文中描绘了该方法的细节。简而言之,Bruno赋予每个音节一组简单形象。例如,音节a对应着:狼人、在宴会上、以及戴着链子这三个简单形象;音节nu对应着神牛等等。事先通过死记硬背,将这些对应关系印在脑子上。如此一来,当他听到一系列音节时,脑海中就会产生各种复合形象。例如“a a a”(三个a构成的多音节)会被编码成“在宴会上带着链子的狼人”。同时,Bruno要求不同的形象对应不同的音节。这样,在解码时,他先看到三个形象:宴会、链子、狼人,于是获得“a a a”这三个音节。更多的音节将产生更多的形象,把这些形象串联起来,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故事(想想那个带着链子的狼人在热闹的宴会上要干些什么)。
这让我想到很久之前读过的一本讲字母的发明和演变的书,叫《伟大的字母》。里面提到古埃及人发明文字,以用图像表示声音。具体说来,是把每一个音节赋予一个图像,不同的音节对应不同的图像。这样音节和图像就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。例如,古埃及人说牛这个词的时候,第一个音节是a,于是就用牛角表示a这个音。其它音节使用相同的方法构造图像。后来,音节a的牛角图像被简化,变成了躺着的A。再后来,古罗马人把它扶起来,就成了拉丁字母A了。
这看上去跟Bruno的方法几乎一模一样!(唯一的不同是,在Bruno那里,一个音节被赋予了更多的图像)也许,古埃及人正是使用相同的方法,在文字被发明之前,记忆和传承知识。而正是受到了艺造记忆的启发,发明了字母:将声音与图像一一对应起来。或者说,字母只不过是把这种早已存在的对应关系简画在蜡板上罢了。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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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看上去并不遵循这个思路。但高本汉不这么认为4。他举例,“其”字的甲骨文是一个簸箕。这个符号本来就是表示“箕”的图像。但“其”和“箕”古音相同,就把这个符号借去,也用来表示“其”了。所以,也是遵循了音节与图像一一对应的思路。
后来,人们发现这样借用符号会带来很多麻烦,例如“其”和“箕”含义不同,却用同一个符号表示,容易造成混淆。于是发明了形声字:把一个竹字放到“其”上面,表明是簸箕是竹制的。这样一来,同音不同意的字就被区分开来了。形声字的发明让汉语词汇保持简短的形态:大部分是双音节词。在西方,则是通过累加更多的音来区分,结果就产生了很多三音节或更多音节的词,而这个办法最终导致了词尾曲折。
利玛窦在《西国记法》中提到,形声字非常便于运用艺造记忆。但是,将“箕”图像化为竹制的簸箕,恐怕是不可能了。在现代汉语中,“其”与“箕”不再同音,而字形却保被留了下来。 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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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高本汉著的《汉语的本质和历史》。 ↩